易游娱乐城- YY易游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为何未来的福利国家必须绿色且公平

2025-07-25 21: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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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一样，最富裕者总体上比最贫穷者更少受环境风险（污染、气候灾害、自然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最贫穷者在面对这些风险时也更加脆弱，因为他们受到冲击时没有太多预防和重振的方法。2005年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为我们提供了悲剧的案例：富裕和不富裕的人面对环境风险的韧性天差地别。这些被称为环境不平等的不正义现象，联动地加强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或由于生态灾难造成的生活场所破坏，加剧了最弱势人群的不稳定状态（précarité），并且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一种可称为“环境贫困陷阱”的现象，又再次加剧了不平等。

　　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还叠加了一种关于环境破坏责任的不正义。与某些童话般理论的断言相反，我们并不能说人们一旦超过某个收入水平就可以因拥有足够财力而减少污染。除了罕见的例外，那些最富有者才拥有着更高的生态足迹。用研究人员在辩论中使用的概念来说，并没有一条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污染水平先随着收入水平增长，但达到某一个收入门槛后就会下降，人们就奇迹般地开始保护环境。因此，社会-环境不正义是双重且不对称的：那些造成最多污染的人往往最少承受那些由他们造成的损害。

　　诚然，这引出了值得被讨论的再分配问题，但其他基本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比如在面对气候变化冲击或水体、土地污染时个体间和地域间的不平等。我们是否知道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会造成财富不平等，也就是会让最富有群体的土地增值？我们应该发展怎样的交通基础设施或是能源产品，才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减少不平等？要深入理解环境不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通常很复杂）的互动，我们仍然极度缺乏数据与分析工具，有时还缺乏意愿或财务资源。但只是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并不足够，我们还需要用行动来对抗这些不正义。在行动层面，尤其是政治实践上，前路依然漫长。

　　不论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社会正义重新纳入可持续发展（或生态转型）议程的核心，都需要一场社会与环境政策的变革。在公共辩论中，环境政策常常因其很少考虑最贫困群体而遭到抨击。这其实是个悖论，因为从长期来看，正是弱势人口从环境保护当中受益最多。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社会正义政策未能纳入环境政策之中，那就确实有可能加剧某些不平等，甚至制造新的不平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某个污染行业的代表威胁说如果实施新环境政策就要裁减工作岗位，或者有农村地区议员对利好城镇人口的碳税表示抗议。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抗议的呼声？关于社会保护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有解决办法？

　　我们要将传统社会政策（尤其是减少不平等）和环保目标相调和。减少不平等的方法很多，其中某些或多或少能够对环境有好处。世界上这方面的积极案例比比皆是，即使它们的可持续性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保证。2012年澳大利亚实施的税务改革强化了所得税的累进性，同时也引入了碳税。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也能够防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而直到最近这段时间以前，印度尼西亚都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被用于补贴化石能源，这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却主要只对那些日常开车的城市中上阶层有利。印度尼西亚现在已经废止了这些补贴，并用节省下来的钱建立了一个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广泛社会保护体系：这标志着一个社会-生态国家的诞生。

　　最后是我们的第三条轴线：创造一种社会国家和地方之间合作的新形式。今天有些声音支持处在“转型”（en transition）中的城市或乡村通过本地社群来实现团结发展（欧洲最活跃的相关社会运动之一就叫“转型”）。这有一定道理：一个特定空间里的环境问题往往有其特殊性（土地污染、街区住宅隔热不佳、缺乏公共交通等），为了尽可能站在居民立场上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调动本地行动者的个体资源。然而仅仅依赖本地社群是十分危险的，这有可能重新制造出许多新的不平等形式，且难以招架未来几十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要将社会国家的力量与本地行动者（协会、村庄、大区）的工具箱结合起来。在欧洲、北美或其他地区，不同层级的行动者之间成功合作的案例并不罕见。

　　总体而言，这些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演变能够使传统的社会国家发生蜕变。这种转型需要考虑到其他重大趋势：全球化、数字革命、新的民主需求——这些都使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好消息是，转型已在许多国家以不同的节奏发生。如同我们在本书中所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都要从对方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也要从对方目前的成功中学到方法——不论全球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成功的案例。当然，这样的公共政策蜕变需要一切相关行动者的大量努力。不论如何，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种蜕变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充满可能——因为它已经在路上。